从国社到华为、腾讯，我在职场这两年

我是2014年7月从新华社离职的。

此前，我已经在这家“中国官方通讯社”工作了整整12年，从最初的见习编辑、见习记者做起，一直做到国际部财经室副主任、英文室主任。期间，我曾经作为高访记者，参与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出访报道，到过几十个国家。

两年前，当我提出辞职申请的时候，这个决定确实让很多人大吃一惊。我的职业生涯当时正处在往上走的关键时期，无论是在新华社还是在领导机关，我都遇上了非常好的领导，按照常理，我应该沿着现有的职业轨迹继续发展才对。

但是，就在这个当口，我却选择了辞职，从体制内跳出来，只身前往深圳华为总部，担任公共关系（企业沟通）专家。

过去两年多，无数的领导、同事和朋友，还有许许多多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，在得知我的经历后，都会惊讶地问一句：为什么？

我知道，我欠大家一个解释。

我为什么要从新华社辞职？

我从新华社辞职后先后加入华为和腾讯，在两年内经历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巨大反差之后，我是否至今仍认为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？

对于那些或者祝福我，或者为我惋惜的人们，我有什么话要说？

2、做到新华社年轻的处长，感恩两个字，受益一辈子

我2002年7月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，然后考入新华社国际部。

这一干就是12年，期间在2004年到2006年，还在埃及常驻过两年。

至今回想起在新华社工作的日日夜夜，心中仍充满感激。

毫无疑问，是新华社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
我在宣武门西大街57号院，完成了新闻职业的启蒙。

新华社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权威性和影响力。

作为“国社”，权威性自然不言而喻。也许有人对新华社报道的调性和题材有不同看法，但我可以说的是，我在新华社写的每一条稿子，从标题到内容，甚至到标点符号，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
我从体制内出来之后，才发觉很多人并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。

为此，我打过一个比方：在新闻行业，新华社作为一家通讯社，它的主营业务模式是To B的，新华社的用户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机构，包括报纸、杂志、电视台、广播电台等等，它们利用新华社的稿件（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），再结合自己的报道，组合出各种版面和内容。

相对来说，人民日报更像是To C的业务，他们直接面向最终读者和受众。

恰恰是新华社在新闻行业这种To B业务的模式，决定了它的特殊性。所有在中国新闻行业干过的人都知道，在大到官方口径，小到外国人物译名的诸多问题上，新华社是同行公认的业界标准。

我曾经跟新华社的年轻同事交流过，我说，在新华社，我们的稿子不能错，因为我们是中国的新闻百科全书（字典），如果我们错了，就会影响很多人。

我在新华社，遇到过很多的领导和同事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对于专业性的追求。

因为有专业性，所以才有权威性。

这种追求，有时候近乎苛刻。

正是在新华社的这段经历，给我的职业生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

我2002年加入新华社后，被分配到国际部经济室。在最初的两年，尚处在摸索阶段。

2004年到2006年，我在埃及驻外，在首席记者的严格要求下，我写稿、采访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大大增强。

2006年回到总社，遇到国际油价疯涨猛跌，我便一直关注这个领域，看外电、看OECD的石油消费月报、看OPEC的石油产量月报，钻的比较深。

到后来，油价持续飙升，我感觉背后可能存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问题。为此，我还专门研究过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交割情况和资金流入、流出数据，最后得出结论，疯涨的油价背后有一只金融市场的投机之手。

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（这个今天已经家喻户晓的名称也是我和同事们讨论后定下来的）爆发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，我都赶上了。

对于一个记者来说，遇上大事，是职业生涯的难得机遇。当时，我除了编辑前方记者的来稿，一直坚持撰写深度稿件。到了后来，新华社的很多同事没有见过我，但看我的稿子，都以为我是个资深的老同事。

2008年，在直接领导的强烈推荐下，我担任国际部财经室副主任（副处级）。

我记得当时的直接领导老王跟我说，虽然我很年轻（27岁，工作6年），编辑室有几位同事比我资历老，但是我干活很拼，“不能让干活的人吃亏”。（请大家随意感受一下国社老领导的正气。）

2009年，新华社国际部换了新任领导，这也是我生命中的“贵人”。时至今日，我许多做事、思维的习惯，都是跟这位领导学的。他曾经反复跟我们说过，一个人，年轻的时候不拼，什么时候拼？难道要等到老了再拼？

2011年，恰逢国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，我从财经室调往英文室（副处级，主持工作），协调新华社中国地区以外的全球英文报道。

这个岗位对我的锻炼很大，我们当时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跟西方媒体“吵架”，在遇到西方媒体歪曲甚至污蔑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很多稿件因此被路透社、美联社、法新社、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转载。

我2014年离开新华社，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：

第一，当时新媒体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，特别是微博的兴起，让新华社这样传统媒体倍感压力。12年前，我刚加入新华社时，我只需要写出有洞察的深度稿件，自然会有全中国的媒体采用。但是，12年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新闻行业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从内容到渠道，甚至到语言风格，我以前坚信、坚守的很多东西，都受到了挑战。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职业危机感。

第二，我出身普通家庭，当时孩子很快就要上小学，一家人，三代同堂，在北京飞涨的房价面前，我常常感到一种焦虑。我从来不觉得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，但我也觉得，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让家人过上体面和安全的生活，不管在工作上能收获多少称赞和成就感，都算不上真正成功。

第三，我想去最优秀的企业去学习一下，同时看看自己是否能脱离体制、在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。

因为当时的领导对我非常信任，我要提离职，心里也是非常矛盾的，总觉得辜负了领导的期望。我曾经设想过各种跟领导沟通的口径，但最后我选择了实话实说：我希望通过转换工作，获得更好的收入，更好地照顾家庭。

最真实的理由，看起来俗不可耐，但因为真实，所以才能打动人。

我从新华社离职，最终得到了从领导到同事的一致鼓励和祝福。

今天，当我回想起在新华社的日子，回想起当年跟大家一起开会、策划、写稿、出差的日子，内心仍充满了感情。

如果把工作比作爱情，新华社就是我的初恋。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但斗转星移，最终却未能厮守终身，想起来难免唏嘘。

但我也想清楚了，我会把我对新华社的感恩，化为在新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前进的动力。

我希望能做的更好，不让新华社丢脸。

另外，我想对所有对新华社感兴趣的90后、00后说，如果你们想做新闻，新华社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得到最严格的训练，在国家级的平台上，拓宽你的视野和格局。不管你最后是不是要在新华社干一辈子，你只要在新华社踏踏实实干活，你的每一分勤劳和汗水，都不会被辜负。

2、阴差阳错中，与华为牵手又错过，是我最大的遗憾

当我决定从新华社离开时，我并没有太多想过依靠当记者时所积累的人脉，直接“空降”到某个公司（当然，也跟最好的几位企业负责人沟通过）。

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希望从基层干起，如果我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做好，基础会非常稳固，前景会更广。

我记得我当时是通过华为招聘网站投过去的简历，后来接到华为HR的电话，非常兴奋。

华为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企业，没有之一。

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讲过，我在华为融入时所经历的落差和煎熬。但当我完全适应后，华为的一切，的确让我心悦诚服。

华为坂田基地，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，一栋栋现代化的办公楼，掩映在绿树、草地、湖泊之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、最现代化的企业总部。

这与马蹄山、坂田街道的周边环境相比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华为强大的经济实力、领先的设计理念，让华为园区成为坂田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

我在华为的岗位是公共关系专家，后来又担任了公共关系体系负责人的媒体助理，以及轮值CEO的撰稿人。（两位大领导对我都有很好的包容和指导，非常感谢）

在华为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流程。在公共关系领域（在其他领域也一样），我们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流程。这些流程，也是做好每一项工作的最佳实践。即便是一个新手，如果把这些流程看懂了，操作一遍，工作质量也有基本的保证。

其次是国际化。我们一个部门四十多人，外籍员工大约占四分之一（包括部分外籍华人）。当时，华为的收入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来自海外市场。在中国高科技行业，能做到世界第一的企业，只有华为一家。

2015年8、9月份，当时孩子幼儿园已经毕业，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是在深圳上小学还是回北京上小学？

我自己也面临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问题：华为的工作相对分工很细（后来我知道了，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如此），我要不要在PR之外，往品牌、营销方向拓展？

当时，领导告诉我，我被列入部门5%的“关键人才”，接下来很可能从专家岗位转为管理者岗位。

我记得，在接到北汽福田的offer之后，我曾经非常犹豫。我在华为H区的绿道上，一遍又一遍徘徊，一直下不定决心：我已经在中国最好的公司了，我还折腾什么呢？

在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下，我们在深圳市南山区租了房子，孩子的学位也得到了解决，我当时一度铁定心，继续留在深圳、留在华为。

但是，我爱人一直希望返回北京。我们为这个问题反复讨论，甚至争论。

我到最后一刻，心软了。我和我爱人是QQ异地网恋，这么多年，都是她从长沙到北京，从国内到国外，就连我从新华社离职，她在提出种种反对意见后，也最终选择了支持我。

我想，既然她已经支持了我这么多，那这次我就听她的吧。我们当时还商定，如果选择回北京，这都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决定，不管今后好与不好，我们都不相互埋怨。

就这样，到8月中旬，我们退掉了刚租了一个月的房子，她带着孩子先回北京，安排入学事宜。

我最终跟华为的领导和同事提出了离职申请。

离职过程非常顺利，领导挽留到最后一刻。华为的离职补偿，还有中秋节1000美元的福利，我都一个没落，当时让我觉得非常感激。

回到北京之后，才更深刻地理解到华为的好。

华为的企业文化非常优秀。我曾经开玩笑说，华为的口号很多跟我党的口号是一致的，但华为在全员落实方面，要做的好得多。比方说，“不让雷锋吃亏”，还有“以客户为中心，以奋斗着为本，长期坚持艰苦奋斗”的核心价值观。

华为的同事，能走得远的，都是有真才实学而且敢打敢拼的。

对于我而言，华为好比一所超一流的大学。在华为工作，好比拿着工资上北大、清华。只要用心，在这里可以接触到ICT行业最前沿的知识，也能接触到PR行业最专业的流程。

如果把工作比作爱情，华为是我成年后的第一次真爱，但对于未来的憧憬（很多后来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），让我们最后相逢又离别。

错过华为，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。

我这次回到腾讯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也是找了一家在发展前景、行业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最像华为的公司。

3、腾讯，路在脚下

2016年7月4日，我只身一人重返深圳，加入腾讯，开启了新的“双城记”生活。

目前，我入职即将满3个月。对腾讯，我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，但我相信，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
在流程、办公系统、企业文化等方面，腾讯跟华为非常相似。华为办公的W3网站和腾讯办公的OA系统，华为的3MS内部知识管理系统和腾讯的KM系统，都差不多。在企业内部沟通工具方面，华为的eSpace和腾讯的RTX本质上也是相似的。

另外，两家公司在企业文化中对于正直、诚信的要求，对于客户的重视，也是高度一致的。

所以，我适应起来并不难。

但是，即便是在短短的3个月后，我也发现了两家中国优秀公司的很多不同。

简单归纳起来，华为的工作方式更多是自上而下的，公司形成一个大的战略，下面各个BG、部门层层解码、落地。我把华为比作古罗马军团，千军万马，训练有素，令行禁止，万众一心，使命必达。

但是，在腾讯，更多的是靠自下而上来做事情。员工最接近业务，最了解业务，你自己要把事情想通了，提出计划，然后公司来匹配资源支持你，最后把事情做成。

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互联网精神的工作方式，让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做自己最喜欢、最擅长的事情，并且把事情做成。

4、勇者不惧

一晃，我从体制内出来，已经两年多了。

我曾经开玩笑说，我是“无知者无畏”。

但我在内心深处也有另外一句话：“勇者不惧！”

我既然已经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我就会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每一天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，锻炼身体，关爱家人。

坚持做对的事情，结果自然不会差。

这不是鸡汤，这是我此时最真实的心理状态。

选择什么样的工作，其实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

我是一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，如果不能自己一个人去改变世界，那就成为一家可以改变世界的公司的一部分。

不管是在新华社，还是在华为和腾讯，在哪里，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以什么样的姿势去度过每一天。

我会继续对世界保持好奇，我会继续认真对待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会坚持不懈地努力，我会以一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姿态对未来保持乐观。

这是我在新华社的姿势，是我在华为的姿势，也是我在腾讯的姿势。

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！

我会继续努力的，唯光阴和青春不可辜负！

转自明叔杂谈